聖母峰的榮耀:商業化與登山精神的質變

誰都沒料到,2019年讓聖母峰躍入新聞版面的原因,竟然會是一張塞車的照片。這個攀登季節中,聖母峰總共逝去了11條生命,創下2012年以來的新高(不計因天災喪生者)。有鑑於國人對世界乃至台灣的攀登歷史與現狀了解十分有限,我將從這起著名的登頂照片探討過度商業化、登山精神的質變以及與台灣登山者的關係。

於2019年度,一位曾姓工程師率先登頂成功,然後是詹喬愉(三條魚),成為第12位和第13位成功登頂的台灣人。以下是歷年來曾踏上頂峰的台灣人名單,依照年份排行。

1. 吳錦雄, 1993, 台灣首登 [兩岸聯合珠穆朗瑪遠征隊]
2. 石方芳(拾方方), 1994, 下撤時遇上暴風雪失蹤
3. 江秀真, 1995, 台灣女性首登 / 2009, 第二次登頂 [歐都納七頂峰攀登隊]
4. 陳國鈞(小黑), 1995
5. 高銘和, 1996 [中華民國聖母峰遠征隊]
6. 郭與鎮, 2007,台灣完成七頂峰第一人
7. 伍玉龍, 2009 [歐都納七頂峰攀登隊]
8. 黃致豪, 2009 [歐都納七頂峰攀登隊]
9. 李小石, 2009
10. 林永富, 2010, 台灣年齡最長登頂者─57歲
11. 王健民, 2010,
12. 曾文毅, 2019
13. 詹喬愉(三條魚), 2019

接下來,我們就從聖母峰的攀登簡史和傳奇登山家的主張來探討一下登山精神。


登山者體現的開創性價值

自英國傳奇性的登山家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於1921年、1922年、1924年三次嘗試登頂,並隨著夥伴安德魯‧厄文(Andrew Irving)消失於風雪之中以來,聖母峰牢牢地捉住了全世界的想像。直到29年後,這座世界最高的山峰才由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和雪巴嚮導騰興‧諾桂(Tenzing Norgay)藉著供氧設備的幫助,於1953年首登成

左:艾德蒙‧希拉里爵士;右:雪巴人協作騰興‧諾桂 (Credit: Tenzing Norgay, via Wikimedia Commons)

但比起首登的艾德蒙爵士,即便出師未捷身先死,馬洛里於登山史上的地位絕對不亞於前者。有道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所有成功的八千公尺首登,幾乎都是建立於多次長天數探勘和慘烈失敗經驗之上。畢竟沒有先驅帶回的寶貴資料與經驗,後來者焉能專注於一條看來最可能登頂的路線上呢?

他們所代表的意義,從近代最偉大的極限登山家之一沃特‧博納帝(Walter Bonatti)的言論中可見一二:身為登山家的精髓在於挑戰「不可能」和「未知」,首登一座山峰或岩壁最大的障礙除了地形、天氣、海拔上的物理困難度,更不能忽視那從未有人成功的心理障礙。除此之外,他更直言「任何的傳統極限攀登只要缺少了這兩個元素,就只是運動健身而已」(出處:博納帝的自傳《The Mountains of my Life》, 1995年出版)

所以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大概得知在西方登山文化中,區分普通登山者與登山家的界線,在於勇敢挑戰未知與不可能的「開創精神」。


聖母峰的今與昔:從開創性遠征走向過度商業化

我們現在所見的聖母峰登頂壅塞情況,是高度商業化的結果,也是攀登窗口太短的結果*,更有國外嚮導認為原因是路線上充斥著太多體能、經驗皆不足的登山者。在一些登山界泰斗的觀點中,例如義大利活傳奇萊茵霍爾德‧梅斯納(Reinhold Messner),以商業模式登頂的人,根本不配稱得上是「登山(alpinism)」

(*補充說明一下,2018年就有個長達11天的攀登窗口,讓各支隊伍能夠商量登頂順序,避免大家塞在最後稜線上動彈不得。)

梅斯納是史上最偉大的登山家之一,而且身為義大利人的他絲毫不沉默寡言,非常樂於分享自己的看法。Photo: Courtesy Adidas archive

確實,聖母峰從20 – 30年代的探勘、50年代的首登、60年代的新路線嘗試、80年代的新路線攀登和無氧登頂之後,自90年代起就沒有什麼創舉的空間了,剩下的大抵是「夫妻首登」、「國家首登」、「國家女性首登」、「雙板滑降」、「最速攀登」等等成就,然後還有位盲人於2001年成功登頂。


攀登聖母峰和台灣的現況

這座去年就有800人登頂的世界第一高峰、夢想之山,祂的未知感在現代其實只剩下「主觀的體驗」,而非「客觀的創舉」。舉個台灣的例子來說,雖然造訪過中央尖山的登山者無數,但對於沒去過的人而言,祂依然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

其他的八千公尺山峰,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剩下幾座八千公尺山峰,還等著台灣首登:

1. K2
2. 干城章嘉峰 (Kangchenjunga)
3. 道拉吉里峰 (Dhaulagiri)
4. 安娜普納峰 (Annapurna)
5. 迦舒布魯一峰(Gasherbrum I)


登山家是什麼?

壅塞的登頂行列中,有追求名望與刺激的觀光客,也有真正挑戰自我的實踐者,只是照片裡看不出差異罷了。所以如果你問我,登頂聖母峰,或是其他八千公尺山峰的人,都稱得上是「登山家」嗎?按照國際登山文化中的傳統定義,不盡然,因為缺乏客觀創舉性的作為。

若是極端一點來看聖母峰的商業登山,擋在峰頂和客戶之間的障礙,就是體能、體質、金錢和時間;如此一來,其實也只有體力(氧氣瓶於高海拔可彌補這一點的不足)、動輒30,000美金以上的代價(但大部分客戶會付出45,000美金,最豪華的套裝甚至可達130,000美金之譜),以及長達兩個月的攀登週期。

如此一來,是否會營造出體能不佳也能挑戰世界第一高峰的假象?無庸置疑。有些準備不齊全的客戶於攀登過程中或下撤中失去行動力,都必需靠著雪巴協作又拖又拉,狼狽萬狀之餘更是危及了援助者的性命。這類商業登山的爭論,近年可說是不停地盤旋於各大商業化巨峰之上。

關於登山活動的中西方歷史與文化差異,可以參考我這一篇文章:

登山精神探源:從用詞來看中西文化差異

假如要遵守老派登山的「公平競爭(fair game)」原則,那麼我們預期登山者會只購買最便宜的基地營套裝服務,並以不借助外力支援的「阿爾卑斯式(alpine style)」來開創前人未曾到過的新路線,這才是比較符合傳統定義上的登山家作為。

畢竟,只要我們能登頂並活著回來,似乎重點就只有登頂過這件事了,是嗎?就登山家的菁英圈子來說,登頂八千公尺的山峰早就不是創舉了,而是要看「過程」──路線、季節、方式、耗時、無氧等等

我無意批評挑戰自我的人們,只是希望大家能從客觀、國際的角度看待高海拔攀登,以及與之共伴的商業登山活動。


結語:屬於台灣登山的開創精神

西元1951年,當博納帝皺眉仰望那看似不可能征服的大僧帽峰(Grand Capucin)*東壁時,台灣才擁有第一支由民間組織的登山隊伍「中央山脈玉山團 」;奧地利登山傳奇赫爾曼‧布爾(Hermann Buhl)於1953年無氧首登南迦帕巴峰,在8,000公尺以上被迫站立露宿一夜時,台灣的救國團才組織了夏季玉山登峰先行探勘隊 ,成為戰後首度從八通關方向下山的登山隊伍;梅斯納於1972年無氧首攀馬納斯魯峰西南壁時,四大天王才甫定出百岳沒多久,為台灣登山的黃金年代揭開序幕。

博納帝於50年代攀上的大僧帽峰東壁,直到他之前都被視為不可征服的存在。對於台灣山友來說,很難想像早在百岳都尚未制定的時候,就有國外登山者已經在挑戰極高難度的攀登路線。Photo: L. Besson at https://bit.ly/383L3F0

赫爾曼‧布爾與南迦帕巴峰的故事
【世界名山小史】南迦帕巴峰Part I:https://bit.ly/2Ut9kjO
【世界名山小史】南迦帕巴峰Part II:https://bit.ly/39ahpOl

*「 Grand Capucin」得名於其山體貌似方濟各會士之兜帽,且譯為「僧侶」有和Mönch峰混淆之可能,因此採這個名字。大小之分則來自一旁的「Petite Capucin」。

這個巨大的鴻溝,讓我們從80年代才開始將觸角伸出寶島,90年代才進入喜馬拉雅的領域。是我們的登山前輩勇敢地往更高處邁步,不斷從零改進各種技術、裝備、知識上的短處,這才有屬於台灣人自己的海外遠征故事。

也許從國際攀登史來看,我們現在就如同寶島之於世界地圖一般,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但這是個漸進的過程,而我相信透過新一代登山者,如「K2 Project」呂忠翰、張元植二人組的計畫,我們也正在透過一扇嶄新的窗戶,從這座蕞爾小島的3,952公尺,看見8,000公尺以上的世界屋脊。

雖然台灣登山距國際水平仍有遙遠的一段路,但此乃非戰之罪,我們不應就此氣餒!回到登山精神的根本:「開創」,台灣還有許多的進步空間,需要更多人帶回激勵人心的故事,喚醒社會大眾追求崇高的渴望,唯有如此,我們的自己的登山文化才能得到積累,才能培養出更多具潛力的登山者,繼續奔走於名為冒險的路上。

這個過程,我們就一起加油吧!


參考資料

1. 上下山都要「排隊」:300多人搶攻頂塞爆聖母峰,一週7人喪命
2. 聖母峰的「巔峰塞車」:登山客搶攻頂堵山路,3人衰竭死
3. Everest 2018: Season Summary – Record Weather, Record Summits
4. MT. EVEREST EXPEDITION – SOUTH (8848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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